“双一流”目标已定，中国大学吹响冲锋号——

冲击“世界一流”的中国路径

　　到2020年，我国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

　　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

　　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11月5日上午十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和教育部门户网站，几乎同时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民间关于“双一流”的各种猜测也随之尘埃落定。

　　《总体方案》全文文本5266字，第一次提出我国大学、学科要在一定时间内进入世界一流前列的宏伟目标，字字句句凝聚着我国对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的深沉渴望。

　　以2013年上半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从总结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精神、梳理问题、研判形势为起点，经过近两年努力形成的《总体方案》，先后通过国家教育改革领导小组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重重“大考”，终于从纸面走向实践。

　　我国高等教育能否在世界舞台上展现自信与尊严？能否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才支撑？直面激烈的世界高等教育竞争，需要勇气，需要自信，更需要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的勇气和毅力。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当然要以世界一流的标准来引领学校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中国特色，发挥好文化传承的功能

　　建“世界一流”，要走好自己的路“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直面并努力解决今天以及未来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这个‘新常态’紧密结合在一起，努力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走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创建道路。”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是常新的，与时俱进的。

　　林建华就任北大校长后，反复强调八个字——“守正创新、引领未来”，就是希望北大能正道而行、弘扬正气，重塑大学的公信与尊严；能与时俱进，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始终挺立时代潮头。

　　在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的记忆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直是清华大学改革发展的一个坐标。“16年前，清华大学积极响应中央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重大决策的号召，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要，率先制定和实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规划，持续推进重点学科建设、体制机制改革和文化传承创新，努力出人才、出成果、出示范。”邱勇坦言，在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在国际上首次发现肿瘤标志物90热休克蛋白等一批标志性成果面前，更要头脑冷静，看到不足和问题，因为以往成绩是靠长期大量投入取得的，教学科研面临的基本问题没有变化，科教创新的重要命题没有变化。

　　“与世界顶级大学相比，我们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办学理念上、制度建设上、文化差异上，一流大学不是一流指标的简单堆砌。”邱勇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华大学要实现在“十三五”期间总体上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的目标，在2050年前后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前列，就必须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发展模式，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

　　今年是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实施的第五年，面临“小考”的教育改革发展任务中，自然少不了关于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考和实践。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形势和新常态，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要有更加前瞻的思考、更加深刻的内涵和更加明晰的路径。”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从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中，解读出时代变革和国家发展赋予中国研究型大学的新的历史使命，即成为创新发展的动力之源。

　　张杰认为，尽管中国有多所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中已经进入百强，但指标的变化和提升不能完全反映大学的实力和水平。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创新能力，在于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做出根本性的贡献，这也是建设创新型大学的根本目的。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总体方案》的出台，让不少大学校长开始重新审视新时代背景下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的深刻内涵。

　　“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有两个核心特点：一是拥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教师和学生；二是有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为教师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提供支持和高效的服务。”苏州大学校长朱秀林认为，作为一个比较的概念，世界一流大学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当然要以世界一流的标准来引领学校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中国特色，发挥好文化传承的功能，“中国有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和灿烂文化，这是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土壤、水分、空气和阳光”。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则认为，世界一流学科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和根本标志，世界一流大学并不限于综合大学，也不受制于办学规模，世界上一些学科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同样能够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除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这些知名的以理工科见长的高校外，在2015年US News全球大学排名中，学科特色鲜明的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全球综合排名88位，农业特色鲜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全球综合排名109位，农业排名第1）均位列全球综合前150位，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学科特色鲜明的大学要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在体现学校学科特色的领域达到世界顶尖水平，成为国际同类学科的领跑者，同时有若干个相关学科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相关研究领域世界范围内形成重要影响力。”王焰新认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是中国高等教育自信迎接国际竞争和挑战的具体表现，其中也包含了高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驱动力的新期待。

　　《总体方案》的五项建设任务之一，便是着力推进成果转化。深化产教融合，着力提高高校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率，推动重大科学创新、关键技术突破转变为先进生产力，增强高校创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

　　“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正是大学不断地从社会边缘走向经济社会中心的过程。人们对大学基本功能认识上的每一次深化，都是缘自大学在事实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王焰新认为，高校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增强高校创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和必然要求。
 
　　《总体方案》有两个不同以往：一是打破了“211工程”、“985工程”建设中存在的身份壁垒，为全国不同类型的高校营造了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二是坚持以学科为基础，明确了高校差别化发展导向，鼓励特色发展、实行分类推进

　　争“世界一流”，要敢于在变革中前行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自1995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针对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要求和关键问题，先后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重点建设项目，使一批重点建设高校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带动了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成功探索了在发展中大国加快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的建设模式。

　　过去的20年间，“集中资源、率先突破、带动整体”的重点建设道路的一大历史功绩，便是迅速缩小了我国与高等教育强国差距，显著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2015年英国QS世界大学排名中，我国有25所大学进入前500强，北大稳居前50强，清华进入25强。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入围500强的中国高校已由10年前的8所增加到32所。

　　朱秀林清晰地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学校进入“211工程”建设行列之初，苏州大学仅有1个博士后流动站，5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37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每年获得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也不多。而今经过近20年的“211工程”建设，目前学校共有29个博士后流动站，24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47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24个专业学位硕士点，年均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保持在300项以上。2015年，学校有7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行列，位列《THE世界大学排名TOP800》中国内地高校第17位。

　　“从‘211工程’到‘985工程’，国家宏观重点支持政策的稳步推进，使一批基础条件好的高校迅速向研究型大学发展，若干所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具备了向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冲击的实力。”王焰新毫不讳言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对学校学科建设带来的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地质学”和“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在历次学科评估中均排名第一，地球科学学科成为两岸四地唯一进入ESI学科排名前1‰的高校，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

　　但王焰新也坦言，身份固化之困与竞争机制之惑，是“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不能回避的问题。“客观地说，从国家资源投入的力度而言，‘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和其他高校，不同层次和类型存在明显差距。”王焰新认为，给一些高校永久地贴上身份标签，未必能真正激发其争创一流的斗志，甚至会导致其中部分高校的学科认知错位。此外，实施已20年的重点建设项目，其绩效考核和竞争机制，也需要适应新的环境，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与以往的重点建设工程相比，《总体方案》的一大创新点便是整合项目，统筹实施。将“985工程”、“211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特色重点学科建设”等以往重点建设项目进行整合，统一在“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一个旗帜下，提高集成效益，原有项目不再单独设立。

　　朱秀林从《总体方案》的文本中读出了两个方面的“不同以往”：一是打破了“211工程”、“985工程”建设中存在的身份壁垒，实现了适度开放，鼓励竞争，为全国不同类型的高校营造了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二是坚持以学科为基础，明确了高校差别化发展导向，鼓励特色发展、实行分类推进。

　　林建华认为，政府、社会公众与大学这三者，各自都可能有不同的诉求和目标，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体系，必须能够包容各个方面的不同诉求，并且尽可能把这些利益、目标协调统一起来，“通过创新政府对大学的投入模式，给予可持续的、常态化的并且稳定增长的投入，可以促进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完善”。

　　时代需要的创新型大学不是传统研究型大学的简单升级版，而是需要打破传统路径依赖和组织惯性的重新构建，努力实现从指标追赶到质量与贡献追赶、从解决投入不足到解决创新不足、从单线条改革到综合性改革、从被动适应社会发展到主动引领社会发展的转变

　　以2011年的第一个百年校庆为起点，清华大学秉承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在学校各个层面强力推进人事制度、教育教学、科研体制机制、行政管理与资源配置等方面的新一轮全面综合改革，仅改革完善学校治理体系方面，一年便新建和修订20多项制度。

　　“这是一场使命驱动的改革。综合改革是清华历次改革的延续，但又超越以往的改革，是源于内在的使命驱动。要完成综合改革，必须发挥好两种力量：集体思想的力量和集体行动的力量。”邱勇这样评价这场关乎清华大学第二个一百年发展命运的综合改革。

　　张杰则更多地感受到新时期高校发展面临的挑战。大学科研经费占全国R&D总额（指用于研发的费用）的比例从“十五”末期的10%下降到当前的7%左右，大学适龄人口正以每年4.7%的速度减少，而出国攻读本科的学生比例则以30%以上的年增长速度快速递增。

　　“变革的时代要求大学谋求变革。”张杰认为，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时代需要的创新型大学不是传统研究型大学的简单升级版，而是需要打破传统路径依赖和组织惯性的重新构建，努力实现从指标追赶到质量与贡献追赶、从解决投入不足到解决创新不足、从单线条改革到综合性改革、从被动适应社会发展到主动引领社会发展的转变。在他看来，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世界一流大学至少应该具备三个特征，扎根中国、创新增值和制度激励。

　　《总体方案》在“基本原则”中明确强调“坚持以改革为动力”，提出要深化高校综合改革，加快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当好教育改革排头兵。

　　“新形势下，在‘双一流’目标任务面前，高校亟待扫清阻滞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注重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和需求导向。”朱秀林认为，现阶段高校的资源辐射共享机制、管理服务体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转型等体制机制创新仍存在差距。

　　《总体方案》的设计者显然关注到来自高校的现实需求。《总体方案》的五项建设任务之一便着重突出要“提升科学研究水平”，明确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提升高水平科学研究能力，着力提升解决重大问题和原始创新的能力，推进科研组织模式创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新型高校智库。

　　2014年，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由北大牵头，联合清华、中科院等13家科研单位和商飞、潍柴、美亚柏科等100多家行业龙头及高科技领军企业，成立了“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这一创新共同体，当时提出的目标就是致力于打造“原创科技的策源中心、行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中心、大企业的技术创新中心和中小企业的产品创新中心”。

　　“在我国的创新体系中，一直存在着一个脱节问题。大学或科研机构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应用之间的紧密结合十分关键。”林建华坦言，中国大学的科研亟需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尽快实现从“跟踪模仿”到“超越引领”的转变。

　　详细阅读《总体方案》文本就会发现，五项改革任务，无论是以加强学术组织建设、完善民主管理和监督为标志的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还是加快推进人事制度、人才培养模式、科研体制机制、资源募集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实现关键环节突破，无不瞄准长期以来束缚高校改革发展手脚的顽疾。

　　对此，正在北大深入推动以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人事体系改革、治理体系改革为重点的综合改革的林建华，对《总体方案》提出的这些新的改革点十分认同。

　　“改革的目的是要充分发挥有效资源的效益，充分调动基层组织和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凝心聚力，共同为学校的使命而奋斗。”林建华坦言，高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综合改革不应是不分轻重缓急的均衡改革，更不是单项改革的简单叠加，需要根据学校的发展目标和职能，找出影响发展的瓶颈问题和深层次矛盾，系统地、有条不紊地解决体制机制问题；还要科学分析利益关系，用健全的机制、方法统筹协调这些利益关系。

　　“对于清华大学来说，综合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探索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创建世界一流的发展模式。”邱勇清晰记得2014年10月31日这个日子，当天，《清华大学综合改革方案》获得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正式批复。如今，一年过去了，清华大学综合改革中最先启动的人事制度改革也将在今年年底交出一份完整的答卷。在邱勇看来，目前已实施改革的院系，院系聘任自主权明显增强、教师选聘标准明显提高以及教师投入教育教学、人才培养和重大项目和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大大增强，而这些成效都是在为学校的全面综合改革打开突破口，以此带动和保障教育教学、科研体制、治理结构改革。（记者 柴葳 11月5日发自北京）

    《中国教育报》2015年11月6日第6版